香港是全球最富有和繁榮的城市之一，而香港的經濟金融處於全球的發展的前端。不過，正由於香港的經濟高度集中和外向，無論是因為人力物質或其他資源不足的關係，卻並非每一個香港人都能參與這些經濟活動；如何為這些不能參與所謂的「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的香港人，開拓一些空間，讓他們在所謂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傳統來說，小販擺賣是非正式經濟的經典例子。小販擺賣是陪伴着不少香港人成長的集體回憶，二次大戰後，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到香港。部分人因學歷不足，又或語言不通，在正式經濟中未能找到就業機會，因而轉到非正式經濟，成為小販尋求出路。當時香港大眾市民普遍收入不高，小販售賣便宜的日常用品就最適合他們不過。有需求、有供應，小販擺賣自然應運而生。可是自70年代，政府開始以阻街、噪音、衞生問題等理由逐步取締小販行業，並取消發牌（除了前幾年復發的極少數牌照之外）。於是，持牌小販數目由1980年代末的2萬名大幅減少至現在約6,000名。

小販屬於社區經濟發展（Community Economy Development）的一部分，有其重要性。社區經濟發展是希望解決全球化導致低下階層的貧窮、失業、環境等問題。以小販為例，它對社區經濟發展主要有兩大貢獻。第一，為低下階層提供就業及消費的機會。第二，累積社會資本，即指增加社區之間人與人的關係、信任，及作為歷史與文化的保育等等。

現時，政府其中一個現行方案是要把小販遷到新建的公眾街市去。這種硬把小販由非正式經濟轉到正式經濟去未必可行。小販之所以成為小販而非經營店舖，就是因為本身未能負擔昂貴的租金。而且，嘗試把所有人納入正式經濟，以為就等於解決非正式經濟的問題，其實就等於扼殺了非正式經濟的生存空間，並非一個長遠妥善的政策。

其實，政府可以參考外國紐約及悉尼的例子，尋找新出路。其中可以考慮重新大規模簽發流動小販牌照，但同時限制小販不能在特定區域（甚至可以考慮是特定時段）擺檔，以及禁止在售賣相同貨品商店附近擺檔等。而紐約的流動小販牌照多達6,000個，是香港的十多倍，亦印證出上述做法的可行性。為方便管理，政府也可以參考悉尼的做法要求小販要透過智能電話軟件報告攤檔位置，以供人員執法，也可以收宣傳功效，更能推動本港智慧城市的應用。

當我們看到小販擺賣和行人爭路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反射式的反對小販擺賣，而更應該問，為甚麼香港的城市道路設計和交通管理，會把行人的空間擠到再沒有立足之處；因此，解決的方法，是從交通和城市設計入手，而非把小販擺賣的空間也趕盡殺絕。當我們問，可不可以「俾條路行」的時候，也可不可以問問怎樣「俾條路」這些基層的小販，在繁華的都市中，行出一條能自食其力的生存之路呢？

(商場週記 - 香港組)